进入2016年，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的客户群体悄然生变，从此前多年的清一色国有企业到目前的国企加民企、从TOB到现在的TOB+TOC。
发生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“新常态”下政商环境的改变，“移动运营商、银行等大型国企客户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不再像曾经那样对自身工作拥有那么大的愿望了，”握奇数据董事长王幼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：“对握奇而言，他们的采购量下降了20%左右。”
握奇数据成立于1994年，20多年来一直专注安全、快捷支付的提升，客户遍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在电信、金融、交通、政府、公共事业等领域为数亿用户的身份认证与安全交易提供产品及服务，如金融IC卡、移动通信SIM、交通卡、金融社保卡、网银安全认证设备、高速公路ETC等。由于不直接面对消费者，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。
作为营商环境改变的应对之策，握奇在客户名单上增加了联想、腾讯、小米等民企，并陆续推出手环、智能手表等直接面对C端的产品。
而这只是类似握奇数据这样的民营企业，对政商环境做出经营决策改变的缩影之一，事实上20多年来，包括海外投资项目，都无不与经济制度、营商环境息息相关。
前段时间，王幼君参加了国务院调研民营企业投资下降的座谈会，他直言，经济增长趋缓没有对民营投资造成多大影响，政策不落实也不是根本原因，与国有企业相关的经济制度才是关键。
决策调整
“现在你已经看不到移动公司在街头推广的场景了吧，到银行也看不到柜员推荐网银产品了吧？”王幼君问道。握奇数据的客户多为移动运营商、银行等大型国有企业，对其采购订单的变动感受最早最深。
从去年开始，移动运营商不像前些年那样开展大规模促销活动，从今年开始，银行也出现了类似情景。这直接反映到了握奇数据的账面上，王幼君提供的数据显示：“去年，移动运营商采购量下降了20%，今年银行也开始迅速下滑。”
不惟移动、银行，其他国有企业的订单量也呈现下降趋势，王幼君分析，直接原因在于对国有企业开展的“从严治理”。
但船到桥头自然直，目前还保持活力的领域是民营企业，握奇数据据此做出了决策调整：增加民企客户，并逐步由TOB转为TOB+TOC。
长期关注握奇数据人士可以在其官网发现蛛丝马迹：今年4月，握奇与腾讯推出TUSI认证标准；同时，与联想、银联合作银联云闪付；6月，为联想Phab 2 Pro平板提供TEE（可信支付环境）技术服务；而从去年开始，面向C端的手环、智能手表陆续在多个城市落地，可支付、可刷公交卡。
“我们与非国有企业联想、腾讯、华为、小米等合作，为他们的需求做技术开发，如在手机里做安全解决方案，逐渐不依赖于运营商，直接面对消费者。”王幼君表示。
但环境的变化也并非仅有负面影响。
近一两年，中国实施营改增，税控收款机需求随之提升，与此同时，巴西也在实施类似政策，由于早已做出此类应用，握奇数据借势在巴西收购了一家当地相关企业，将产品顺利打入巴西市场。
另一个因政策尚未落地而存在悬疑的市场是交通拥堵费。握奇数据曾竞标新加坡拥堵收费系统，积累了一整套技术和产品。王幼君判断，北京市或许也将实施类似政策，并在2015年通过了北京市测试，但如果北京市在两年之内不实施，届时则会进入下一代技术，握奇数据的投入产出将大打折扣。
改变背后
事实上，握奇数据发展20多年来的经营决策改变，无不与营商环境息息相关。
王幼君回忆，上世纪90年代时，政府对国有企业管控不是很严格，更多由用户自我主导。一个例子是插卡电表采购，在“9950工程”前，北京市民缴纳电费通过人工抄表，此后，改为电卡买电，公司通过为电卡植入一套安全机制以保证其安全便捷，那时，握奇与北京市供电局一起做技术分析，他们认为很好，整套系统都来自握奇。
与电卡类似的案例还有支票数字签证技术。上世纪90年代前，单位采购是一件极其复杂费力的事情，售货方在收到支票时，无法立刻交付商品，而是需要到银行去验明真伪，采购至少要跑两趟、花三天时间。握奇数据正是通过支票数字签证技术起家，提高交易效率、降低交易成本，从而打入市场。
甚至到海外投资，在王幼君看来，制度、营商环境同样是头等重要的考量因素。
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制度、营商环境最好，但中国似乎除华为外，很难有产品能打入发达国家，握奇数据从欧美各国收缩回来后，开拓巴西、印度、俄罗斯、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，虽产品质量可完全满足其要求，“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很麻烦，”王幼君说，“如我们2000年到印度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原因是我们在印度的合作伙伴被另一家公司收购了，欠的钱不还了，一下损失了几百万美元。所以对发展中国家也不能轻易大手笔投资。”
而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变让民营企业感受颇深。王幼君感受到了越来越有话语权的一些大型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阻碍。“在这个制度环境下，创新越来越困难。”
由于是为大型国有企业如运营商、银行提供产品、服务，这就决定了握奇数据的产品不能直接到达消费者，而需要经过客户的过滤。王幼君解释：“他们要你做什么，你只能接受，这些大型企业的构架、视角决定了产品技术，而我们对技术的设想、创新有时是很难实现的。另外，创新也是很难得到保护的。”
如果再叠加上“山寨经济”的影响，“创新方面，我们目前都不太敢提颠覆性创新了，只要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就可以了。”王幼君表示。
前段时间，国务院到全国各地调研民营企业投资下降，王幼君受邀参加了北京座谈会，这个座谈会特意没有让北京市官员参加，作为人大代表的王幼君称自己提出了真实看法。
“现在并不是政策不落实的事，而是相关制度没有解决。”王幼君感受最深的是，国有企业及其背后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。
“国有企业准确地说应该称为政府企业，其资本量占70%，对经济的贡献只有30%，就业仅有20%，国有企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，最大的问题是不用对资本金负责。”王幼君说：“这样一来，民营企业效率再高，也打不过国有企业，他们不计回报的经营方式，逐渐把民营企业排挤出来。只有合理限制国有企业，民营企业才能发展起来。”
（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9月21日）